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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果

【鄭有貴】新中國70年“三農”事業的探索與發展

作  者
鄭有貴
發表/出版時間
2019年10月16日
學科分類
經濟史研究
成果類型
論文
發表/出版情況
光明日報
PDF全文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這個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有著特殊意義的小村莊,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縮影。圖為小崗村的現代化水稻生產基地。新華社發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破解“三農”問題難度極大,如何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是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重要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三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三農”發展也為我們實現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的跨越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全體中國人民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邁出了堅實步伐。可以說,新中國70年“三農”的巨大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對解決好“三農”問題實踐和理論探索的成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好脫貧攻堅戰。”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我們有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有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有億萬農民的創造精神,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有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有旺盛的市場需求,完全有條件有能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既是新時代如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指南,也是新中國70年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探索的重要經驗。

  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破解工業化進程中的“三農”困境

  新中國70年間的“三農”問題,不僅面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挑戰,還有兩個特殊問題:一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小農經濟自身發展局限等問題,二是中國作為后發國家,只有實現趕超才能擺脫劣勢困境,這又要求“三農”發展為國家工業化作出貢獻。如此多重因素累積于“三農”問題中,更是增加了中國共產黨解決“三農”問題與推進國家工業化的難度。而中國最終能夠破解工業化進程中的“三農”困境,首先正是因為發揮了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

  中國共產黨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1949年,中國共產黨“進京趕考”,既面臨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歷史性課題,又面臨著由其衍生出的如何解決好工業化進程中“三農”問題的課題。中國共產黨基于“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經驗,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重要位置,注意及時解決國家工業化發展進程中的“三農”問題。在我國工業化初期,中央就多次召開全會對“三農”問題進行專題研究,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農業現代化列入“四個現代化”宏偉目標,并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在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從促進國家現代化發展出發,根據所處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因時處理全局與局部、長遠與近期發展的關系,構建社會主義城鄉關系,探索形成與所處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既保障國家工業化發展,又解決好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的“三農”短板問題,促進工農城鄉協調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明確指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農業基礎穩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整個大局就有保障,各項工作都會比較主動”,堅持每年底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討論形成次年的中央1號文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后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也審議通過了一系列重大“三農”改革發展舉措。201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強調要“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加強黨對農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健全黨領導農村工作的組織體系、制度體系和工作機制”,“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為解決好工業化進程中的“三農”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和工作保障。

  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三農”發展內生動力日益提升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革開放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逐步深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斷完善,最終形成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三農”發展的內生動力日益增強。

  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形成共建美好家園的合力。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有利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引領農民發展致富,成為“三農”發展的重要基石。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統籌機制的構建,不僅為農村建設提供了資金支撐,還形成了共建美好家園的機制,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突出體現。從新中國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在農業基礎設施方面開展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工程建設,在農村基礎設施方面開展了鄉村道路建設,在農村社會事業方面大力發展教育和合作醫療事業。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逐步形成農村社區集體的“一事一議”及財政獎補制度,以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的發展。進入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開始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2018年起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深入學習推廣浙江“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經驗,全面推動以農村垃圾污水治理、廁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為重點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70年來,在國家支持、統籌和農民參與下,農業農村現代化有序推進,農田水利、農村道路、農村電網、農村教育、農村衛生事業實現快速發展,農民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改善。

  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組織動員全社會力量開展扶貧工作,解決貧困地區農民的民生和農業農村發展問題。解決貧困問題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自1982年起,我國在甘肅河西、定西和寧夏西海固(簡稱“三西”地區)開始扶貧開發,以后規模逐步擴大。1994年起開始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用7年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絕對貧困問題。2001年起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要求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同時使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和貧困人口綜合素質得到改善和提高。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實施脫貧攻堅戰,進行精準扶貧。2017年10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強調,“2020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中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組織動員全社會力量,實施脫貧攻堅戰,創造了解決貧困的中國方案,成效舉世矚目,書寫了人類反貧困斗爭史的新篇章。

  發揮農民的創造精神,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解決好“三農”問題,必須發揮好農民的主體作用。中國共產黨不僅從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保障農民的主體地位,還在此基礎上注重發揮農民的創造精神。

  發揮農民的創造精神,促進農業農村的發展。新中國70年農業農村發展的歷程,也是農民創造精神不斷得以發揚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注重農民的經驗技術總結,涌現出一大批農民育種家,如洪春利、洪群英選育出中國第一個水稻矮稈品種,李登海選育的緊湊型雜交玉米曾創世界夏玉米單產最高紀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群眾發揮“踏遍千山萬水、吃遍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歷盡千難萬險”精神,走出了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農村城鎮化之路。進入新時代,在黨的領導下,農民群眾因地制宜創造多種鄉村發展模式,把優秀傳統鄉村文化傳承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機結合,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貫徹到鄉村生產生活中,促進了美麗鄉村建設,提升了鄉村資源價值,拓展了鄉村發展功能和鄉村發展空間,在實踐中把美麗鄉村建設與農業強、農民富有機統一起來。

  發揮農民的創造精神,促進經營制度創新完善。我國農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規模小的資源狀況給我們黨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挑戰,即一方面要朝著農業現代化必然要求的組織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要尊重農業的特性和農民的選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改革率先成功實現突破,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把農民首創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做法加以總結推廣,形成并明確了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基于這樣一種制度,在探索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過程中,又創造了農業產業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模式,探索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經營制度,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

  發揮農民的創造精神,促進社會治理機制的完善。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民群眾在改革開放初期創造了村民自治制度,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1982年,村民委員會制度被寫入憲法;1987年11月24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1998年11月4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2010年10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又對其進行修訂。在實踐中,農民群眾因地制宜創造了多種社會治理模式,促進我國農村社會朝著治理有效的目標發展。

  發揮國家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撐作用,引領“三農”向現代化邁進

  以工業化為重要標志的現代化的發展,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強大支撐。綜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隨著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國逐步加大了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快速提升,“三農”的發展空間得到拓展。

  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對“三農”的投入。早在工業化進程初期,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進入工業化中期,我國一方面取消農業稅,一方面實施農業直接補貼和公共財政覆蓋農村政策,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得到極大提升。

  在國家工業化發展和經濟實力增強的條件下,我們黨探索出有利于破解“三農”問題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消滅工農城鄉差別是中國共產黨努力奮斗的目標,為此,除根據工業化發展階段實施發展農用工業、發展裝備農業、工農比價等政策外,還從經濟社會組織等方面進行探索,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并建立工農商學兵結合的農村社區組織,在改革開放初期開啟發展農村工業和促進城鎮化的進程,在世紀之交提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2018年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59.58%。農民在城鎮就業創業,突破了就“三農”解決“三農”問題的發展路徑,拓展了農民的發展空間。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從理念和實踐上突破了城鄉二元發展模式,形成了促進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的長效發展機制。

  (作者:鄭有貴,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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