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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果

【張星星】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的接續探索和歷史統一

作  者
張星星
發表/出版時間
2019年09月25日
學科分類
國防史研究
成果類型
論文
發表/出版情況
當代中國史研究
PDF全文

  70年前,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 [1] 

  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由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筑起了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人民軍隊一路走來,緊跟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步伐,在戰斗中成長,在繼承中創新,在建設中發展,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水平不斷提高,威懾和實戰能力不斷增強。人民軍隊已經由過去單一軍種的軍隊發展成為諸軍兵種聯合的強大軍隊,由過去‘小米加步槍’武裝起來的軍隊發展成為基本實現機械化、加快邁向信息化的強大軍隊”。[2]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認真回顧和總結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一脈相承的接續探索和與時俱進的開拓創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歷史探索 

  軍隊建設的戰略目標決定著軍隊建設的發展方向。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即把“建立強大的國防軍”和“建立強大的經濟力量”并稱為新中國建設的“兩件大事”[3],要求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的軍隊,以利于在將來有把握地戰勝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4]。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正式明確了軍事建設的總方針和總任務,即“建設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規劃了“建設現代化軍隊的道路”,[5]人民解放軍跨入向現代化進軍的新征程。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國防”的目標,[6]形成了“四個現代化”的最早提法。1964年底,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6](p.439)按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部署,人民解放軍向著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目標邁出了扎實的步伐。但是,20世紀50年代末期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受到黨內“左”傾錯誤的影響,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擾和破壞,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發生了嚴重曲折。 

  1977年,鄧小平恢復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職務后,多次提出加強軍隊的現代化建設問題。為適應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和現代化建設進程,鄧小平在1981年9月華北大演習閱兵式上發表講話,向全軍部隊發出“必須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的號令,明確提出了新時期軍隊建設的總目標。[7]翌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對新時期軍隊建設的總目標做出進一步闡述,強調“必須在大力發展經濟建設的基礎上加強國防建設”,“努力加強人民解放軍的建設,把我軍建成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進一步提高我軍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的自衛能力”。[8]中央軍委明確指出:新時期軍隊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現代化水平與現代戰爭需要不相適應的問題。集中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是時代發展的要求,是維護國家安全的要求,是提高軍隊戰斗力的關鍵所在。[9]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正確指導下,人民解放軍建設迅速轉到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上來。 

  20世紀90年代后,國際形勢風云變幻,世界新軍事變革浪潮洶涌。1997年1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根據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進程,確定了分三步走“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2010年,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第二步,到2020年,使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有一個較大發展;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10]2002年12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做出“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加快我軍由機械化半機械化向信息化的轉變”的決策,并圍繞建設信息化軍隊的目標,對在21世紀前50年逐步實現軍隊信息化的“三步走”戰略做出調整和完善。第一步,在2010年前打下堅實基礎;第二步,在2020年前后基本實現軍隊機械化,使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完成建設信息化軍隊的戰略任務。[11]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準確把握世界軍事發展趨勢和國家安全態勢,提出和闡述了強軍夢、強軍目標,形成了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和習近平強軍思想。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廣州戰區考察工作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可以說,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12]2013年3月,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提出:“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是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12](p.220)在全面推進新時代強軍事業的基礎上,中共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和戰略步驟:“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是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實現強軍目標的戰略步驟是:確保到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力爭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13]強軍夢、強軍目標的推進和實現,必將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供可靠的戰略支撐。 

  二、堅持和發展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的歷史探索 

  軍事戰略方針是為實現國家戰略目標服務的,決定著軍事力量建設、軍事斗爭準備和未來戰爭行動。新中國成立之初,為確保國家安全和和平建設,做好反侵略戰爭準備,中國共產黨根據長期領導武裝斗爭的成功經驗和中國的基本國情,制定了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195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重申,中國的戰略方針是“積極防御,決不先發制人”。[14]1956年3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集中討論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正式確立了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積極防御戰略思想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戰略思想的基本點。在長期革命戰爭實踐中,人民軍隊形成了一整套積極防御戰略思想,堅持戰略上防御與戰役戰斗上進攻的統一,堅持防御、自衛、后發制人的原則,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5]這一戰略方針符合新中國立足和平發展、捍衛國家安全、維護祖國統一的國家利益,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中華民族愛好和平、“親仁善鄰”的歷史文化傳統在國防問題上的必然要求。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把和平時期遏制戰爭的努力與打贏自衛戰爭的準備統一起來,把戰爭時期戰略上的防御與戰役戰斗上的攻勢行動結合起來,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提供了可靠保障。正是基于這一戰略方針的正確性和科學性,新中國軍事戰略方針的具體內容雖歷經調整、發展、充實、完善,但始終堅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基本原則,為贏得相對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和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奠定了重要基礎。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在1980年10月指出:“我們未來的反侵略戰爭,究竟采取什么方針?我贊成就是‘積極防御’四個字。積極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個防御,防御中有進攻……所以戰略方針是積極防御”。[16]根據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新判斷和外交政策的轉變,中央軍委于1985年5月下旬至6月初召開擴大會議,做出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的重要決策,即從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真正轉到和平時期的建設軌道上來,同時,確立了由準備應付全面戰爭轉變為應付和打贏局部戰爭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與軍事戰略方針的轉變,適應了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和國家經濟建設的要求,對新時期的國防和軍隊建設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針對1991年海灣戰爭所表現出的高技術戰爭新特點,中央軍委在1993年1月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把未來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從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為“打贏可能發生的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對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做出了重要發展。[17]在新世紀新階段,為應對世界新軍事變革迅猛發展的新形勢和國家安全環境面臨的新挑戰,中央軍委在2004年6月召開的擴大會議上對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做出了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江澤民在會議上指出:“高技術戰爭的本質就是信息化戰爭,信息化戰爭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戰爭的基本形態。必須明確把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放到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全軍同志都要適應軍事斗爭準備基點的轉變,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深入發展,實現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略目標”。[11](p.608)胡錦濤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后也強調指出,要“緊緊圍繞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貫徹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加速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努力提高我軍信息化建設水平,抓緊做好軍事斗爭準備,增強應對危機、維護和平,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能力”。[18]根據中央軍委的決策和部署,人民解放軍按照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目標,把信息化作為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方向,努力實現機械化與信息化復合式、跨越式發展,加快了由機械化半機械化向信息化的轉型。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的發展和完善,著眼于積極應對世界新軍事變革的嚴峻挑戰、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時代要求,不斷在新的戰略高度上解決軍隊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有力地牽引和推動了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方向。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主席的中央軍委根據戰爭形態演變和國家安全形勢,著眼于實現強軍夢和強軍目標,在毫不動搖堅持積極防御戰略思想基礎上,繼續豐富和發展這一戰略思想的內涵,制定并貫徹落實新形勢下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即將軍事斗爭準備基點放在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上。[15]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將此前的“打贏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調整為“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從字面上看雖然只少了4個字,但內涵卻有著重大變化。這一變化適應了現代戰爭形態加速向信息化戰爭演變的新特點,反映了人民解放軍加快建設信息化軍隊取得的新進展。2019年7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將“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改稱為“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19]全軍部隊以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為統領,積極推進機械化與信息化融合發展,按照信息化軍隊標準建設部隊,按照信息化戰爭要求做好軍事斗爭準備,探索信息化戰爭制勝規律,構建信息化戰爭組織指揮體系,創新信息化作戰的戰略戰術,不斷提高履行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的能力。 

  三、從中國特色精兵之路到編制體制革命性重構的歷史探索 

  新中國成立初期,盡管面臨著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面臨著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嚴重威脅,但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始終堅持精簡軍隊員額、壓縮國防費用的方針,以利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國家建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從1950年到1958年,人民解放軍先后進行四次大規模精簡整編,使軍隊員額從1951年底的627萬減至1958年的237萬,國防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從1951年的43%降到1958年的12.49%。但是20世紀60年代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國際形勢和周邊安全環境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員額和國防費支出再度膨脹,軍隊數量攀升至660余萬,國防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一度達到26.1%,對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20]毛澤東晚年已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軍隊要整頓”[1](p.1),為人民解放軍走上“消腫”之路指明了方向。 

  從1975年鄧小平啟動整頓軍隊開始,經過1977年、1980年、1982年三次精簡整編,人民解放軍總員額由660多萬減至423.8萬,國防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17.37%減至1984年的10.63%。[21]在1984年11月召開的中央軍委座談會上,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全軍裁減員額100萬的設想,“希望用兩年、三年的時間實現這個決策”。[16](p.267)1985年5~6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討論并通過了《軍隊體制改革、精簡整編方案》。[22]6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鄭重宣布人民解放軍將裁減員額100萬。[16](p.272)按照中央軍委的決策部署,全軍的精簡整編任務到1987年基本完成。全軍總員額由423.8萬減至323.5萬,國防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減至9.27%。[23]中國軍隊的大裁軍絕不是單純裁減軍隊員額,而是以提高戰斗力為根本目標,對軍隊編制體制的重大改革。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央軍委提出和制定了軍隊體制改革的四項原則:精兵、合成、平戰結合、提高效能。伴隨著大裁軍的步伐,軍隊體制編制的調整改革逐步推進,通過精簡機關、調整編組、優化結構、理順關系,極大地改進了軍隊的領導指揮體制、部隊編成體制、教育訓練體制、后勤保障體制、武器裝備發展管理體制和院校培訓體制,提高了軍隊的現代化水平和整體效能。 

  10年后,人民解放軍展開又一輪大裁軍。1997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宣布:在20世紀80年代裁減軍隊員額100萬的基礎上,中國將在今后3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50萬。[24]此次裁軍主要是壓縮陸軍部隊規模、調整海空軍部隊編組、撤銷部分裝備老舊的部隊,改革后勤保障、裝備管理和院校訓練機構的體制編制,撤并軍以上機關內設機構等。裁減軍隊員額50萬的任務至2000年完成。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為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和軍事斗爭準備,中央軍委于2003年6月制定和印發了2005年前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總體方案,決定在2005年前再裁減軍隊員額20萬。2003年7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之后,全面展開了新一輪的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此次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的任務是:壓縮規模,改革體制,優化結構,調整編組,完善制度,從編成結構上提升軍隊戰斗力,軍隊總規模減至230萬人。[25]伴隨著軍隊員額的大幅度精簡,人民解放軍改進體制編制,理順指揮關系,加強質量建設,努力提高現代條件下諸軍兵種聯合作戰的能力,為在中國特色精兵之路的基礎上走向強軍之路奠定了基礎。 

  中共十八大以來,在強國夢、強軍夢的指引下,人民解放軍建設跨入新時代。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總體布局。[26]2015年7月,習近平分別主持召開中央軍委常務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總體方案》。[27]9月,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宣布:“中國將裁減軍隊員額三十萬”。[28]11月,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向全軍發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動員令: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27]第一步改革的重點是領導指揮體制改革,調整組建15個軍委機關職能部門,成立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劃設5大戰區,組建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初步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新格局。[29]2016年12月,中央軍委召開軍隊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工作會議,對下一步的軍隊改革做出全面部署:全軍現役總員額減至200萬,優化軍兵種比例,18個陸軍集團軍調整重組為13個,空軍保持原體量,海軍、火箭軍略有增加;大幅度精簡非戰斗機構人員,充實作戰部隊;部隊編成向充實、合成、多能、靈活方向發展;深化軍隊院校、科研機構、訓練機構改革。[30]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回顧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時指出:“國防和軍隊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新格局,人民軍隊組織架構和力量體系實現革命性重塑……人民軍隊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邁出堅定步伐”。[13](p.5) 

  四、從軍民結合、寓軍于民到中國特色軍民融合的歷史探索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品種繁雜、陳舊落后。為了盡快提高軍隊的武器裝備水平,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黨和政府在經濟還很困難、各方面建設都很緊迫的情況下,一方面大量購買蘇聯的武器裝備,以應軍隊和國防急需;另一方面在蘇聯幫助下,加緊軍工企業建設和武器裝備生產,著手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國防科技研究機構。到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建成包括常規兵器、航空、船舶、電子等一批大中型軍工骨干企業,初步形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國防工業體系;國防科技特別是國防尖端技術研究全面啟動,奠定了較好的發展基礎。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深刻闡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的思想,提出“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了,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并強調“這是戰略方針的問題”。[31] 

  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系破裂、蘇聯撤回專家、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的情況下,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的方針,國防科技工業全面走上自主研制、自主發展的道路。196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由15人組成的中央專門委員會,加快了突破國防尖端技術的步伐。按照毛澤東“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的指示[32],在中央專門委員會的領導和指揮下,先后組織了26個部(院)、20多個省市的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協作攻關[33]。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極大增強了中國的國防和科技實力,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對打破外部勢力的核訛詐、核威脅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建設大局,中央軍委開始全面實施國防科技工業軍轉民,對軍品的科研和生產能力進行大幅度調整。國防科技工業按照“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民養軍”的方針,除完成規定的武器裝備科研生產任務外,將2/3的軍品科研和生產能力轉向為經濟建設服務;同時改革國防科技工業管理體制,將原主管軍工的政府部門改組為11個軍工集團公司,逐步發展成為科研、生產、經營相結合的經濟實體。經過上述調整改革,國防科技工業從原來單一軍品產業結構,逐步過渡到軍民結合的多種生產模式,民品產值以每年20%的速度逐年遞增,已能生產50余大類、15000多種民用產品,涉及通信、能源、交通、醫療衛生和工程建筑等多種行業領域,[23]在加快經濟建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國家經濟和財政實力的增強,江澤民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70周年大會上首次闡述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要協調發展”的思想。他提出:“國家要隨著經濟的增長,逐步增加國防經費的投入,使軍隊的武器裝備和生活條件逐步得到改善”。[34]2002年,中共十六大正式把“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確立為在經濟發展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的指導方針。[35]胡錦濤任中央軍委主席后,進一步把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聯系起來,指出:“統籌好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既是強國之策,也是強軍之道。我們必須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高度,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抓緊抓實”。[18]在2005年12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胡錦濤首次提出了“軍民融合”思想:“我們要認真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借鑒國外有益經驗,積極探索新形勢下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新途徑新方法,全面推進經濟、科技、教育、人才等各個領域的軍民融合,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把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起來”。[36]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進一步指出:“建立和完善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體系、軍隊人才培養體系和軍隊保障體系,堅持勤儉建軍,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子”。[36](p.646)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把推進軍民融合擺上更高的戰略地位。2013年3月,習近平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提出:“要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努力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進一步做好軍民融合式發展這篇大文章,堅持需求牽引、國家主導,努力形成基礎設施和重要領域軍民深度融合的發展格局”。[37]2014年3月,他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強調:“實現強軍目標,必須同心協力做好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這篇大文章,既要發揮國家主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軍隊要遵循國防經濟規律和信息化條件下戰斗力建設規律,自覺將國防和軍隊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體系。地方要注重在經濟建設中貫徹國防需求,自覺把經濟布局調整同國防布局完善有機結合起來”。[38]2015年3月,他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再次指出:“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是我們長期探索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規律的重大成果,是從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 [39] 

  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關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印發了該意見,其中明確提出了推進軍民融合發展的五項基本原則,即堅持黨的領導、強化國家主導、注重融合共享、發揮市場作用、深化改革創新,[40]為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提供了基本遵循。201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習近平親自擔任主任。[41]6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和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突出問題導向,強化頂層設計,加強需求統合,統籌增量存量,同步推進體制和機制改革、體系和要素融合、制度和標準建設,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逐步構建軍民一體化的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42]從軍民結合、寓軍于民到中國特色軍民融合之路,其思想發展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歷史探索,為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軍民融合之路提供了理論準備和實踐基礎;中國特色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則把長期以來探索形成的人民軍隊、人民戰爭思想提高到新的時代高度,對逐步構建軍民一體化的國家安全戰略體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五、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和永葆人民軍隊本色的歷史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執政黨,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國家的主要武裝力量。在軍隊的職能、任務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堅持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優良傳統,堅持和發展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開的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把“黨委集體領導、首長分工負責的民主集中制”、“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制度”作為人民軍隊光榮傳統的重要內容,要求全軍“保持和發揚這些光榮傳統”。[5](pp.55,56)1954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明確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保衛祖國、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和國家建設的人民軍隊”,第一次把“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規定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5](p.210)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重新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擔負整個軍事工作的領導,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這些重大原則和制度的堅持與發展,為確保人民解放軍建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針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防和軍隊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把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擺上更加突出的地位,作為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首要和根本的問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決定設立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國家中央軍委主席,保證了黨領導軍隊和國家領導軍隊的統一。鄧小平著眼于堅持人民軍隊性質,明確要求黨要管軍隊,軍隊“始終要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國家,忠于社會主義”。[43]江澤民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后,為確保軍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打得贏、不變質”,把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提到“軍魂”的高度,反復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領導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35](p.42)胡錦濤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后也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始終關注、抓住不放,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含糊和動搖”,要“充分發揮黨委的核心領導作用、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確保部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堅定地聽黨的話、跟黨走”。[44] 

  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人民解放軍堅持并不斷完善了一整套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主要包括: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軍隊的一切行動必須聽從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和調動;軍隊各級設立黨的委員會,作為各單位統一領導和團結的核心,實行黨委(支部)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黨的委員會討論決定,由軍政首長分工負責貫徹執行;軍隊各級設立政治首長,與同級軍事主官同為所在部隊的首長,在同級黨的委員會領導下,對所屬部隊的各項工作共同負責;軍隊團以上單位設立政治機關,在上級政治機關、同級部隊黨的委員會和政治委員領導下,負責所屬部隊中黨的工作,組織進行政治工作。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人民解放軍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官兵,堅決執行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積極弘揚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始終保持了人民軍隊的建軍方向和強大的凝聚力、戰斗力,出色地履行了黨和人民賦予的職責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色。他把“聽黨指揮”作為新時代強軍目標的第一條,強調聽黨指揮是“靈魂”,決定軍隊建設的政治方向。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進一步明確和落實中央軍委主席負責制,強調軍委主席負責制是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制度,解決的是人民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問題。中央軍委實行主席負責制,就是中央軍委主席負責中央軍委全面工作,領導指揮全國武裝力量,決定國防和軍隊建設一切重大問題。按照中央軍委的部署要求,全軍部隊認真開展維護核心、聽從指揮主題教育和軍委主席負責制學習教育,提高和深化思想認識,準確把握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政治要求和制度規定,增強貫徹落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根據習近平的提議,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了新時代第一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這個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和人民軍隊建軍原則的地方,習近平強調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實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證了我軍始終是黨的絕對領導下的革命軍隊,為我軍戰勝強大敵人和艱難險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軍始終保持了人民軍隊的本色和作風”。[45]習近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明確了新時代軍隊政治工作的歷史方位,確立了新時代政治建軍的大方略,為人民解放軍在古田會議光芒照耀下繼續前進指明了方向。會后不久,由習近平親自領導和主持起草的《關于新形勢下軍隊政治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轉發全黨全軍,[46]續寫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與時俱進、創新發展的新篇章。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華民族走出苦難、中國人民實現解放,有賴于一支英雄的人民軍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人民實現更加美好生活,必須加快把人民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軍隊。我們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把強軍事業不斷推向前進”。[2](p.816)新時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習近平強軍思想指引下,沿著中國特色強軍之路、朝著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的宏偉目標繼續奮進,必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的戰略支撐,為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參引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 

  [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810頁。 

  [3]《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 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頁。 

  [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頁。 

  [6]《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頁。 

  [8]《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頁。 

  [9]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學習綱要》,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頁。 

  [10]《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頁。 

  [11]《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587頁。 

  [1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頁。 

  [13]《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43頁。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頁。 

  [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人民日報》2015年5月27日。 

  [16]《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178頁。 

  [17]《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頁。 

  [18]《堅決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的歷史使命?努力開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局面》,《人民日報》2005年3月14日。 

  [1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人民日報》2019年7月25日。 

  [20]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史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6頁。 

  [21]《2002年中國的國防》,《人民日報》2002年12月10日。 

  [22]《人民軍隊闊步向前進——紀念建軍六十五周年展覽巡禮》,《人民日報》1992年7月26日。 

  [23]《中國的軍備控制與裁軍》,《人民日報》1995年11月17日。 

  [24]《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頁。 

  [25]《編制就是法律?編制就是命令——總參軍務部臧國清部長就完成2005年前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任務答記者問》,《解放軍報》2005年7月14日。 

  [26]《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27]《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闊步前行》,《人民日報》2016年3月1日。 

  [2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666頁。 

  [29]《強軍征程啟新航——黨的十九大以來治國理政系列評述“治軍篇”》,《人民日報》2018年10月21日。 

  [30]《改革強軍?步疾行穩》,《人民日報》2017年8月1日。 

  [31]《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頁。 

  [32]《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頁。 

  [33]楊連堂:《周恩來與中國核工業》,《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4]江澤民:《論國防和軍隊建設》,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頁。 

  [35]《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 

  [36]《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8頁。 

  [37]《牢牢把握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人民日報》2013年3月12日。 

  [38]《以改革創新精神開拓國防和軍隊建設新局面?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而努力奮斗》,《人民日報》2014年3月12日。 

  [39]《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努力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人民日報》2015年3月13日。 

  [40]《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印發〈關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人民日報》2016年7月22日。 

  [4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人民日報》2017年1月23日。 

  [4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12頁。 

  [4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頁。 

  [44]《江澤民胡錦濤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04年9月21日;《胡錦濤在視察濟南軍區某集團軍和會見駐濰坊部隊師以上干部時強調?堅決履行好新世紀新階段黨和人民賦予的神圣使命》,《解放軍報》2005年4月15日。 

  [45]《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習近平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1月2日。 

  [46]《在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闊步前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和中央軍委推進強軍興軍紀實》,《人民日報》2016年3月1日。 

  [作者簡介]張星星,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102488。]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責任編輯:鄭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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